当我们确认了大统一社会是拯救人类的惟一选择这一结论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建立大统一社会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社会形态其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具体而言，所谓可能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要看大统一社会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就说明建立大统一社会这一设想只是一个纯理论而不能够付诸实现的幻想，由此我们也就还没有真正找到拯救人类的可行办法;同时还要看实现大统一的难度有多大，即就今天的情况看，要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有多少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是否会最终影响我们走向大统一。
第一节 可治理性之一：历史的启示
今天，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外敌入侵而修筑的一道军事防线，长城被认为是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秦始皇还有另一个可以与万里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秦直道。
2200多年以前，中国北方的匈奴始终都是中原各国的心腹大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面对的最大外患无疑就是匈奴。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机动性很强，在广阔的北方草原随时都有可能聚集起来攻击中原帝国，一旦得手，将掠夺的财物运至草原后又分散开来。对于这样一支战时聚集，平时分散，在马背上生活的民族，常常是防不胜防。为了抵御匈奴人的攻击，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决定做两件事，一件是将原北方各国的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一道连续的长达万华里的城墙，以形成抵挡匈奴的屏障，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长城。另一件则是修筑秦直道。
当时的九原城是秦朝直接面对匈奴的北方军事重镇，秦朝在这里屯兵，并作为对匈奴防御与出击的大本营。而当时帝国的都城则在咸阳，咸阳距九原城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但其间是黄土高原，山脉连绵，沟壑纵横，按原有的弯曲小道不仅远远长于700多公里，而且很难行走，如果九原出事，秦王朝要调动军队超过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够增援边关。针对这种情况，秦始皇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即在咸阳与九原之间修一条直线道路，这就是“秦直道”。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直道笔直成线，从起点即咸阳附近的云阳，到九原城，共700多公里的路程几乎没有拐弯。它宽阔平坦，基本路宽30米，最宽处达60米，这样的宽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一般高速公路。
为了达到使路程最短，完全直线的效果，公路连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都不回避，笔直向前。22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来考察秦直道遗迹时对秦人的如此壮举都为之震惊。从高高的直道路基向远处直线望去，是一道又一道被削平了的山梁和一道又一道被填平了的沟壑，其雄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道路用黄土夯筑得特别结实，至今直道上树木都无法生长，有些地段仍然可以行驶汽车。许多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要寻找某地的直道遗迹，只要在地图上找到云阳和九原的两个直道起点，将其连线便能够基本确定遗迹的准确位置，秦人何以在当时掌握如此精确的测绘技术，今天的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直道为都城和边关之间传递信息、运送粮食、迅速调动部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根据当时的情况，王朝要是调动部队，只要日夜兼程，咸阳的骑兵三天就可赶到九原，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对边关战事的应对能力。
近年有人考证，秦始皇并没有亲自见到直道的筑成，他在出巡时病逝，其遗体经直道秘密运回咸阳时，这时的直道并没有完全竣工，只是路面可以勉强行车。秦始皇之后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还在继续修筑未完的直道。
直道事实上对秦朝是没有发挥很重要作用的，因为短命的秦朝在直道还没有筑成时就已灭亡，秦朝的灭亡不是外患，而是因其苛政导致民变，内乱最后推翻了强大的秦王朝。
直道的最后竣工在汉朝初年。汉朝的外患仍然是强大而又机动性非常好的匈奴，筑成后的直道在稳定北方边防，抵御匈奴攻击，进而最后击溃匈奴，并为汉王朝的开疆拓土着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武帝几次经直道出击匈奴，并最后打败匈奴，使其逃往大漠深处。
在以后的历代王朝中，直道对于中国北方的防御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王朝曾多次通过直道出击北方的东突厥，并击溃东突厥，活捉其可汗，使北方得以稳定，且开拓了北方的疆土。直到近几百年直道一直都还是中原王朝有效统治北方的重要交通条件。
再让我们将目光从东方转到西方。如果说没有希腊文明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这一点毫不夸张，因为今天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正是源于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则源于希腊城邦，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面积并不大，这里山脉纵横，将这片并不算大的地区分割成了许多小块，每一个小块便归属于一个城邦国家。
希腊有着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并有着共同的文化，2600多年前城邦国家在这里取代了原始部落组织，这标志着希腊文明的诞生。除埃及文明之外，在世界的其他几个主要文明发祥地都曾经有过城邦国家时期，而这些城邦最后都被统一成了一个大的国家。但是，在希腊文明的历史上这一过程却没有发生，这里始终维持着城邦国家的状况，小的不过数千上万人，大的也只有二三十万人，最强大的城邦国家雅典与斯巴达就是这么大的规模。
其实，当时的希腊受到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威胁，波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面积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千万，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无法单独抵御波斯的进攻。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是每当波斯人入侵时，希腊各城邦就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对外，而当入侵者一走各城邦又各自分开，过着自己小国寡民的生活。在城邦的广场上每个公民都热衷于议论政事，非常民主。
著名的希波战争就是在公元前4世纪，以雅典城邦为盟主领导希腊各城邦抗击波斯帝国的战争。波斯初征希腊，在马拉松战役中被希腊人打得大败，报捷者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当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只说了一句“雅典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今天的马拉松长跑正是源于这一历史事件。
在以后的征服中波斯人最终没有占到便宜，希波战争以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失败而告终。
城邦国家军事实力总归有限，希波战争后作为盟主的雅典威信剧增，雅典曾试图统一其他城邦，但是没有成功。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的同盟与雅典的同盟断断续续打了近30年，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雅典战败，但斯巴达也没能够统一希腊。
为什么希腊如此难统一呢？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希腊只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个案，这样具有统一文化、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的城邦始终不能统一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纵横交错的品都斯山脉将其分割成了许多的小块，使得各城邦在这些小块中非常封闭，交通十分不便，各自很难沟通，而且这样的地形使得城邦易守难攻，因此各城邦能够存在许多年。
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也属于希腊的一部分，由于马其顿一直比较落后，南部的希腊人习惯称其为蛮人，也就是没有开化的意思。在腓力二世时马其顿得以统一并且强大，腓力二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金戈铁马，南征北伐，最终灭亡了波斯，其疆域东至印度河，南达北非，形成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庞大，但事实上并没有统一希腊，即使对波斯的征服他也是以希腊同盟盟主的身份出现的。而且由于他的帝国实在太大，他所任命的地方官员要与他沟通一次需要半年时间，他的政令无法下达，以至在公元前323年，33岁的亚历山大病逝后不久他的帝国便很快解体为了许多小的政治实体。
希腊的统一者以及希腊文明的传承者是罗马，罗马的历史刚好与希腊相反，强大时期的罗马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罗马不仅形成了庞大的疆域，而且统治很稳固，其历史长达1000年。罗马能够存在如此之长，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与东方的中华帝国相比，时间虽然短一些，但是，中华文明在延续的历史过程中有过多次兴衰，而罗马则只有一次兴衰，在这一点上堪称绝无仅有。
其实罗马与希腊有着相同的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城邦国家，但是狭窄的奥特朗托海峡西侧的罗马与东侧的希腊其命运则完全不同，究其原因，首先是由罗马所在的亚平宁半岛的特点决定的。亚平宁半岛上虽然有亚平宁山脉纵贯南北，但是山脉类似丘陵，跨越并不困难，中间也没有横断半岛的山岭，而在山脉之外则是大片的平原，相互沟通很容易，这样的条件使得罗马城邦得以统一意大利并向外扩张。也许正是从自己与希腊完全不同的特点中罗马人感悟到，要达到有效的统治，交通与信息沟通是决定性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先进的交通与通信手段在陆地就是以马和马车代步，在水上则是以非机动船代步。在以后的历史中罗马人充分根据其时的特点，绝好地运用了自己的条件，使得罗马得以不断扩张壮大，并长期延续。
罗马是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最早在统一意大利的战争中常有失利，公元前321年罗马为了向半岛东南部扩张，与萨姆尼特人发生了战争。萨姆尼特人属于古意大利人，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骁勇善战，罗马人在战争中被包围，不得不向萨姆尼特人请求投降，为此，罗马全城为之感到悲伤和耻辱。但是，失败并没有阻止罗马人统一意大利的决心，他们积蓄力量，多方准备，并从罗马到卡普亚修了一条全长243公里的大道，名为阿皮亚大道。
这条阿皮亚大道被称之为“道路王后”，它宽阔而笔直，遇到河流要么架桥，要么填塞河流，遇到沼泽则采用高架桥横穿而过。在对萨姆尼特人的第二次战争中这条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军队和战争物资源源不断通过大道运至前方，罗马人最后终于打败了萨姆尼特人。
阿皮亚大道就是最早的罗马大道，这条道路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后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甚至比战争用途更大，它不仅方便了交通和人们的信息交流，而且使罗马统治得以政令畅通，管理便利。随着罗马对中意大利的统一，这条路以后一直修到意大利东南端的布林的西。
罗马在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后即致力于对外的征服和扩张，公元前168年罗马打败马其顿，并强行将马其顿王国肢解成几个共和国，分而治之。但是马其顿人并不屈服，经常给罗马制造麻烦，总是力图摆脱罗马的统治，十多年后竟然联合起来，取消共和制，恢复君主制，完全脱离了罗马的统治。对此，罗马出动大军将其很快镇压下去，并将马其顿并为自己的一个行省。为了防止马其顿人的再次分裂，加强自己的统一治理，在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后罗马人采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做法，即修路，因为这是强化控制，行使政令的最好的手段。
新修的大道称为埃格纳提亚大道，大道从亚得里亚海一直修到爱琴海北部，不仅把马其顿与意大利连为一体，而且还将马其顿的各大城市连接了起来，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极为有效。埃格纳提亚大道是罗马在东部修筑的第一条大道。
由于有了过去治理的经验，以后几乎罗马人的征服达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一直从欧洲修到亚洲，以后又修到了非洲，以至到今天，“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样一句俗语几乎成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通用的词句。可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却成了罗马人统治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最深奥的道理总隐于最简单的方法之中，人类社会的规律往往就是如此（自然规律也常常是这样）。
在罗马人的领土扩张中非常注意地理条件的选择，这是出于对交通与通信条件考量的结果。打开历史地图我们发现，罗马人的征服与扩张一直都不会离地中海太远，以至在罗马的鼎盛时期地中海最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内湖。
罗马选择的扩张方式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悟出其道理：当时罗马的政治中心在意大利的罗马城，如果要到达北非中部，不论从东还是从西，走陆路即使再好的罗马大道，再好的马车也需要很长时间。简单地计算陆地距离，要将其统治延伸至如此远，在当时的车马条件下不仅其政令到达非常慢，而且罗马统治者要去检查和监督政务往返一次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如果那里出现政局动乱，或遇外敌入侵，想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兵遣将，以及达到军令的畅通更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由于北非是在地中海沿岸，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以北非中部的迦太基为例，如果以陆路计算它是距罗马帝国统治中心罗马城最远的地区，但改陆路为海路，从地中海中腰横穿过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从亚平宁半岛南端可通过极窄的墨西拿海峡到达西西里岛，而西西里岛的西南端与迦太基已是隔海相望。
罗马人如此的领土扩张方式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其实，这也是罗马人在通过修路稳定自己的统治中悟出的道理。正是这一切看似简单的手段的运用，使罗马人不断保持稳步扩张，并能够保持长久的统治。
但是，许多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辽阔疆域的帝国就没有悟出这样的道理。以给东罗马帝国造成重大打击的阿拉伯帝国为例，那些穆罕默德的子孙也曾经威名远扬四方，但书写的历史却非常不同。
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结束了哈里发时代的倭马亚王朝除继承了先辈的遗产外，并继续进行其对外的扩张。于公元732年，倭马亚军队与法兰克军队的普瓦提埃战役（也称图尔战役），被认为是一场决定世界历史的战役。政治中心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其征服的脚步沿着地中海南岸一直往西推进，以后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被其推翻后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一路势如破竹地推进至法国中部，但在这里被查理•马特领导的法兰克军队在图尔与普瓦提埃之间的维埃纳河和克勒恩河的交汇处打败。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战役，阿拉伯人会继续向前推进，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西欧包括英国、法国甚至德国可能今天都会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
为什么阿拉伯人不再向前推进了呢？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继续向前，因为普瓦提埃战役并不是一场十分惨烈的战役，阿拉伯军队与法兰克军队只决战了一天，两军在整体上并没有分出胜负，只是因为阿拉伯统帅在战斗中不幸阵亡，于是乘夜幕降临，在晚上悄悄撤退了，以至第二天法兰克军队发现阿拉伯军营悄无声息时还以为阿军有诈而不敢前进。
要说当时阿拉伯的军事实力要继续攻占法兰克并不是很难，但是阿拉伯人没有将西面的征服继续往前进行，这是因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大马士革到法兰克有五六千公里的距离，即使征服下来也无法有效地进行控制，因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做这样的征服是一件并不合算的事。现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战役只是阿拉伯人的一个明智的终止征服的选择点，而不是无力继续征服。
倭马亚王朝的对东征服也是如此，在715年阿拉伯人最终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后就没有继续向前推进了，其道理都是同样的，由于距离的遥远，政令无法有效地贯彻，在征服的同时，许多被征服了的边远地区事实上又开始沦为半独立的状态，这样的征服无疑是捡一个又丢一个，最后得不偿失。事实证明，在当时那样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下，要控制如此大的疆域，很容易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这样的统治往往不能长久，倭马亚王朝仅存90年，便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
那么，即使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其边疆地区许多也都是失去了控制的。而像遥远的西班牙领土一开始就脱离阿拔斯王朝，而另立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王朝，即后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统治了508年，在中期政局开始衰败后，各边远地区则纷纷开始独立出去建立新的王国和王朝，1258年统治中心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所灭亡时，其统治范围实际上只剩巴格达附近并不算太大的地区。
灭亡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创立的帝国，论疆域面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征战，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任大汗后，蒙古人的疆域已经达到顶峰，除东南亚少部分地区、南部印度、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和西部欧洲外，蒙古帝国包含了其他的全部欧亚大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此之大的疆域，即使在马背上长大，机动性非常强的蒙古人照样无法统治。曾经有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忽必烈要想在大都（今北京）开一个会，从通知各方统帅到召开会议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可见，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这样的疆域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统治的。
因此，在忽必烈继任大汗时蒙古帝国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五部分，忽必烈在大都成为中国皇帝，是为元世祖，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们则在中国以西分别建立了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虽然这四个汗国都尊忽必烈为大汗，事实上它们是完全独立的，而忽必烈也仅仅只是中国的元朝皇帝而已。
元朝的中国还是太大，在这样的大国里长久地保持稳定、有效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元朝在历史上仅存98年，同样是一个短命的朝代。
今天世界上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与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之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笔土地交易，1867年，沙皇俄国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将海外领地北美的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价钱是720万美元。而阿拉斯加面积达172万平方公里，如果美国没有这片领土，其国土面积只有今天的五分之四。任何人都会相信，即使高出一万倍的价钱今天的美国也不会出让这片土地，反过来，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今天的俄罗斯面对高出一万倍的价钱同样也不会出让这片领土。因而，今天的人们常常以此嘲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的愚蠢决定，但是，回到一百多年前这样的决定并非没有道理。
虽然阿拉斯加与俄国本土的西伯利亚只有不足百海里的白令海峡所隔，甚至比俄国许多岛屿离本土还要近得多，但是俄国统治中心圣彼得堡距此却有万公里之遥，没有今天的飞机和高速列车，没有今天随时都可以交流的通信条件，如此遥远的距离在政治上极难进行控制。亚历山大二世反复权衡，认为这片去之可惜，拿之烫手的海外领地，对于当时实力正在转弱的俄国，由于鞭长莫及，要进行有效统治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采取措施，要么会闹独立，要么早晚会被北美独立国家所吞并，与其到了不得已时再想办法还不如卖给美国。其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坚持要买阿拉斯加时，美国国内的反对之声是很强的，许多人都认为买这块冰天雪地的领土太不值，甚至长期嘲笑它为“西沃德的冰盒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治理的首要条件是交通和通信，如果没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就不可能做到政令畅通，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我们知道，疆域越大，人口越多，也就意味着各种不可测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自然因素就越复杂。可以试想，如果边远地区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消息三四个月才能上报统治中心，统治中心决定采取的救灾措施和救灾物资又再过四五个月才能运到，这样便无法平抑和救援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统治中心针对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实施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从通知到开会再到开始贯彻执行，若是需要一二年时间的话，这时的实际情况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确定的方针政策也就可能早已不符合实际的需要了。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面对的是全世界，所要处理的是全球、全人类的事务，南北方向远至南极和北极，东西方向便是东半球和西半球，达百亿人口的地球每天不知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世界政权每天又不知要发出多少个政治指令，如果没有极方便的交通条件，没有极快捷的通信条件，没有极其丰富和及时的传媒手段，大统一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政令畅通，就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理，由此也就失去了建立的基础。因此，具备方便、快捷、丰富、有效的交流条件，以达到政令畅通的目的，对于大统一社会的建立具有“一票否决”的重要性，是大统一社会建立的必要条件。
大统一社会的治理条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是否可行问题；还有宗教包容、民族融合、文字和语言交流问题；以及交通、通信、传媒和其他信息传播手段问题等等。诸如制度、宗教、民族、文字和语言等因素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操作解决的，我们称之为软条件。而交通、通信、传媒等方面的技术条件，由于受各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作为需要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统一社会，只能在现有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范围内加以发挥，是只能适应而不能改变的，因此这一条件是硬条件，我们也称之为硬性技术条件，或者简称为技术条件。
人们沟通、交流、联系、联络要依靠交通、通信和传媒的手段，这些条件的便捷与丰富对于大区域的统一治理至关重要，技术条件的好坏，是大统一社会能否实现统一治理的先决条件。由于软条件可改变，而硬条件不能改变，因此，大统一社会是否可治理便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硬条件，也就是技术条件是否可以满足大统一社会全球性治理的要求了。
当明确了大统一社会治理的首要条件，就是硬性技术条件必须达到能够满足政令畅通的要求之后，这里便将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关于政令畅通
所谓政令畅通，就是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包括为贯彻和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采取的所有措施和手段，以及为应对所有预计发生和意外发生的事件所采取的一切手段和措施，都能及时贯彻执行，并且能够及时获得信息反馈。
广义地说，大统一社会的政令畅通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全世界以及涵盖全人类的一切范围，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并能够根据合法的程序产生世界政权和各级地方政权。这个“法”指的是大统一社会的统一法律，是依据合法程序而产生的，它所涵盖的范围包括全人类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机构。第二，在大统一社会法律授权范围之内的世界政权以及各级地方政权，根据大统一社会法律授权范围之内所采取的一切自认为有必要采用的决定和行动，都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并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
要研究政令畅通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施政的手段和程序，一般而言，施政的手段与程序可以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1、政权产生
大统一社会政权产生的关键是世界政权的产生，只要世界政权能够顺利地产生，并能够有效地运转，也就说明各地区的地方政权也能够相应顺利地产生和有效地运转。
按今天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政权结构形式，世界政权产生的关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世界政府首脑的产生，另一是世界议会的议政人员的产生。
仅仅从硬性技术条件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要实行真正民主地产生政府首脑与议政人员，是最困难的形成世界政权的方式。因为，要采取民主的方式产生上述人员，便首先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参加竞选的人员能够得到选民们的充分了解，而在这里选民又指的是全人类有权参加投票的所有人，这种对参选人员的了解，不仅包括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道德品质、施政能力，而且还包括了解他们的语言表达、举止风度等等。
那么，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在如此庞大的人群中，要真正做到民主，从技术上看，就必须要求每一个参选人员的情况能够及时、快捷、逼真地反映给每个选民，同时，也要求选民能够方便、准确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满意的参选者，且其选举投票情况能够及时、准确地加以统计，并最后顺利地产生出选举结果。正因为有上述的要求，这就比通过其他非民主的方式产生政权对技术条件的要求高得多（因为非民主的方式只需在小范围内讨论，甚至个别人的指定便能产生权力接班人，这样的方式对技术条件的要求是不高的）。如果技术条件能够做到这一切，也就具备了大统一社会政权产生所需要的条件。
2、政情上传
所谓政情上传就是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工作与学习的重大问题，都能够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上传到各级地方政权部门，然后各地地方政权部门又根据这些情况的重要程度，以及涉及的范围，及时上传到最高一级政权部门，即世界政权部门。世界政权部门每天所接收到的情况和资讯，既十分的广泛，又要恰到好处，因为世界实在太大，如果所有的情况一概全部反馈到世界政权部门，世界政权部门面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如此多的资讯，将不可能一一有效地进行处理，反而会影响权力有效和恰当地行使。
那么，恰到好处地将政情上传是各时期政权部门的领导水平问题，不属于在此讨论的内容，而能否有条件及时地反馈信息，即能否从技术上保证政情的上传，则是在这里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之一。
3、政令下达
根据各地上传政情的汇总和研究，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将制定各种政策措施，并确定采取各种行动，这些政策措施以及行动，有些要求全球统一一致地执行，有些要求部分人群执行，有些则要求各级政权机构执行，还有些是世界政权机构自己直接进行操作和实施的。同时，世界政权所发出的政令内容，也有可能是直接对已经形成了的法律法规的再要求。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况，这些政令必须首先马上能够传达到每个必须履行这些政令的人员手中，中途不允许有任何拖延和打折扣的情况发生，特别是一些应对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社会动乱的情况，往往需要当即就能将世界政权的指令直接下达到有关人员手中。
4、政令执行
政令下达后紧接着就是政令的执行，作为一个管理着全球事务的世界政权，其下达的政令往往原则性很强，需要各级政权部门进行分解后再继续往下一级机构进行下达，同时，各级政权部门还有对政令的具体执行和操作问题。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必须能够做到全面、如实、及时地实施，不允许打折扣。因为，如果每级政权在执行世界政权政令时都留有“水分”，到达最后执行时政策就会走样；如果每级政权在执行政令时都有小的拖拉现象，最后政令的执行时间就会延后很长。大统一社会对于政令执行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及时性要求更加严格，因为大统一社会所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
5、政令督查
政令督查就是对政令下达和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政令下达和执行中的不及时情况和有偏差的情况进行纠正和查处，对政令在下达和执行中表现优秀者进行表彰和鼓励，以此来加强政令执行的力度。同时，政令的督查还包括对政令在下达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政令是否切合实际、正确性有多强等进行了解和调查，以便对政令进行修正。
二、现代行使政令的手段
现代行使政令的手段已远非昔日可比，2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成果，使行使政令的技术手段发生了质的飞跃，归纳这些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通信手段、交通手段与传媒手段。
1、通信手段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为电的广泛应用包括电应用于通信领域提供了理论依据。1844年在莫尔斯的鼓动下，美国国会架设了一条由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这是人类首次实现长距离的及时通信，当电报业务开通时许多人并不相信电报比马跑得更快，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经典笑话。当时的电报只是有线的，架设线路不方便，机动性很差，普及性也不强，在沙漠、海上、高山、空中、车上和船上都无法使用。
1865年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6年赫兹在实验室中证实了麦克斯韦的预言，从而为实现无线通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之后，英国科学家洛奇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都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无线电发射与接收实验，1901年马可尼又成功地实现了英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无线电报开始应用于商业。无线电报在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人们钟爱的通信工具，在全世界得以广泛地应用，成为人们远距离沟通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但是，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的通信手段的出现，电报业务正在逐渐被淘汰，许多国家的城市甚至取消了电报业务。
生命力非常强的是电话，就在有线电报出现后不久，英国物理学家惠斯通就提出了通过电流传送人的声音和语言的设想，美国发明家贝尔在1876年终于将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由于电话通信非常直接，真实感和亲切感很强，因此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
但是，有线电话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许多特殊环境下的通信问题，在高山、海洋、空中靠有线电话通信是很难实现的。1946年在美国圣路易斯正式将无线移动通话系统用于公交汽车。1957年苏联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这为无线电话在任何环境下的全球通信提供了可能。1965年随着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卫星的发射成功，卫星通信开始应用于日常生活。
目前，各国都在致力于卫星通信事业的发展，其热潮方兴未艾，而能够涵盖全球的卫星通信系统主要有“铱”卫星通信系统和“全球星”卫星通信系统。铱星系统由66颗低轨道小型卫星和6颗备用卫星组成，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提出，并由其子公司于1992年开发的。由美国劳拉公司和高通公司开发的全球星系统，则由48颗主卫星和4颗备用卫星组成。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的开发可以使我们几乎不受地球上任何地貌条件的限制，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随时使用卫星移动通信电话。至于个人陆地移动电话，由于方便、快捷、成本低，近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展非常迅速，普及率越来越高。
在电话通信技术方面近年还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光纤通信，光纤通信以光作为媒体替代高频微波，并用光导纤维代替电缆，可以实现容量更大、品质更优良且成本较低的通话。
可视电话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电话，相距万里的两地，不仅可以听到对方通话的声音，而且可以看到对方的人和物，万里之外的通话就如同面对面聊天。可视电话最早于1936年在德国莱比锡和柏林之间开始试用，现在许多国家都已开始使用，只要有市场需求，随着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可视电话的广泛普及是很容易实现的。
传真是与电话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通信手段，它的发明比电话还早了30年，但广泛应用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传真机通过电话网络，可以将纸上的所有内容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包括文字和图片。图文传真与卫星通信的结合现在可以做到即写即收的程度，而且利用移动电话发送与接收的手提电话传真机已经开始应用，现代通信技术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对通信技术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目前，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为因特网，因特网最早的形成是美国国防部决定将美国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计算机用专线联络成计算机网络，其目的是达到网络信息共享，并要求网络的某一部分遭到破坏时其余部分能够继续正常工作。
现在的因特网于1982年正式启用，目前全球约有上亿的网站，其用户超过10亿。互联网上的多媒体通信所能提供的信息包括声音、图像、图形、数据、文本等，它是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远隔万里的信息交流不仅能够做到图文声像兼有，而且用户对通信全过程有完全的交互控制能力。在互联网上可以与越洋的朋友面对面聊天，可以与世界多个地点的同事开会讨论问题，还可以与遥远的客户进行贸易谈判，且在这样的谈判中可以即时展示其样品以及手中的合同文本。
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计算机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共享，在互联网上可以对万里之外的股市、汇市和期市进行即时交易；可以同时向多个收件者发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不仅包括文字、图片、影像，还有声音；可以阅读到即时新闻和其他各种信息；也可以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在现今互联网上还出现了虚拟公司、虚拟学校、虚拟城市甚至虚拟国家。例如，由几个德国的年轻人发起成立的网络国家伊托邦（Etopie），已接纳来自全世界的2000多个公民，并向联合国递交申请，要求承认这个国家的主权与合法性。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支持者则成立了“铁托斯拉维亚”的虚拟国家，并声称这个国家虽没有领土，但却是全世界各地赞同铁托思想的人们的家园，这个国家的首都就在铁托支持者的心中。
随着手提电脑以及手机电脑的普及与应用，计算机通信传输开始从有线扩展到无线，这使得各种环境下人们都可以进行即时的多媒体通信。互联网正把世界带入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全新境界。
2、交通手段
马和马车以及非机动船虽然今天仍然还是在作为代步的工具，但它们都是以一种古老而落后的交通工具存在的，现代代步手段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出行的方式，工业革命的成果不仅造就了全新的陆地和水上交通工具，而且把人类带入了海底、天空以及太空。
蒸汽机发明后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将其用于陆地运输，以替代传统的马车和牛车，1803年英国人特里维西克造出了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蒸汽机车，它牵引5节车厢，时速8公里，仅在矿区运行。
1825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通车，于是火车大规模地替代马车和牛车的历史开始了。火车诞生近200年来，经历了蒸汽机车时代、内燃机车时代和电动机车时代。机车的动力在加大，速度在加快，污染和噪音在减小。
1964年日本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这就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高速列车时速可达210公里。继日本之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也相继建成了自己的高速铁路，而且列车时速在不断提高，噪音越来越小，车厢则更加舒适。
受铁轨对车轮的摩擦阻力的限制，普通有轨列车很难突破300公里时速极限。1979年日本专家首次通过超导材料研究出磁悬浮列车，从而克服了车轮与车轨的摩擦阻力，目前，试验中的磁悬浮列车时速已超过580公里。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因此近年掀起了一股建设高速铁路的热潮。上海修建的一条磁悬浮列车已投入运营，时速可达430公里。北京至上海、石家庄至太原、哈尔滨至大连、成都至重庆、武汉至广州的高速列车工程现都已开工。此外，从北京到天津和广州也都有建设高速铁路的计划。
目前，除日、法、英、德、中开通高速列车外，意大利、比利时、俄国、瑞典等国都已有运营的高速列车。通过英吉利海峡隧道的高速列车“欧洲之星”已把伦敦、巴黎、布鲁塞尔连在一起，法德则现已签署协议，决定各自扩建自己的高速列车网，于2007年实现两国高速列车联网。法国的“TGV大西洋”号高速列车在1993年的最高运营时速则达到了515公里；而2007年4月，法国的高速列车则创下了时速574公里的新的纪录。
关于将蒸汽机用于水上运输的船只，在蒸汽机发明后人们也开始往这方面下工夫，美国人菲奇曾经用蒸汽机造出了4艘汽船，但使用效果不佳。另一位美国人富尔顿从美国来到法国，曾试图说服拿破仑出资给他对法国的海军舰艇进行改造，他的设想是将甲板改为钢铁，将船桨和风帆改为蒸汽机动力，结果被拿破仑臭骂一顿赶了出去。失意的富尔顿回到美国还是初衷不改，终于于1907年成功地造出了一艘采用蒸汽机动力的汽船。
今天，事实早已证实了拿破仑的错误，船运的主要动力也由蒸汽机发展为内燃机。由于有这样的动力作为基础，最大的轮船载重已经超过60万吨，有如一座小山（如“埃玛•马士基”号集装箱船有12层楼高，有四个头尾相连的足球场那么大，运载能力达1.1万标准箱），普通的客货船的航行速度最大时速已超过30海里，而特殊舰船的速度则比这要快得多，如公安人员在水上使用的快艇便可达时速80海里。
用核能作为动力的舰船也已经诞生，不过核动力更多的是用于潜艇，潜艇目前主要作为军事用途，也可算作一种交通工具。最早的潜艇发明者也是富尔顿，他最早建造了“鹦鹉螺号”潜艇，虽然并不太成功，但却给人们展示了畅游海底的可能。我们知道，今天，人类畅游于海底的梦想早已成为现实，潜艇可以潜入数千米深的海沟，而且可以数日深海潜行不出水面，可惜的是各类潜艇除少数用于科研和旅游外，基本上都是作为战争的武器。
而今最广泛被人们替代马车作为陆上代步工具的是汽车。1883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勒首先研制成功以汽油作为燃料的内燃机，紧接着1885年研制成功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两轮车，这实际上是摩托车，1886年他又将一辆四轮马车改装成了动力车，这便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汽车，而1892年由福特研制的汽车则是美国的第一辆汽车。
汽车不论从载重、速度、舒适性以及耐持久性方面都已远远超过了马车。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汽车，公路四通八达，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南北，连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近年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高速公路也从无到有，且很快跃居世界第二。
不论哪个民族自古都有飞天的传说，飞翔于天空是人类一直的梦想。人类最早升空是靠热气球，但早期的气球只能简单升上天空，顺空气随波逐流。为了能够操作，人们对气球进行了许多改造，如在气球上加上用于推进的螺旋桨，以及操纵方向的控制器，于是气球便可以按人们的意愿进行飞行，这就是飞艇。最早的飞艇出现在20世纪初，但是飞艇体积大、载重小、飞行慢，而且不安全，人们一直想探索一条新的飞天途径。
18世纪就有人试图制造出一种可以飞行的机器，但是真正第一次采用飞行器械飞上天空的是美国的莱特兄弟。1903年他们在滑翔机上安装动力机，终于使滑翔机能够在天空停留并飞行较长时间，这就是最早的飞机。
飞机的诞生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以后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飞速发展，并被大量用于战争。飞机最早用于民用运输则是在1918年，当时在巴黎和伦敦之间，以及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之间分别开通了定期邮政航班，而今天的飞机则已经成为沟通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战争工具。
飞机从诞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航速也越来越快，1939年时速已达到了755.138公里。但这似乎是一个极限，飞机一旦达到这一速度就发生剧烈震动，科学家认为这是速度在接近声速时空气产生了一种“激波”。许多飞行员在挑战“激波”时机毁人亡，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因而将这一速度称之为“空气墙”，也称之为“声障”，即声音障碍不可逾越之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在德国投降之前，德国人研制的喷气式战斗机终于突破了这一被认为不可逾越的速度极限。今天的飞机时速已达到3000公里，2004年11月，美国宇航局研制的X-43A火箭试验飞机，极限时速则达到了11260公里。
超音速飞机被广泛地用于军用战斗机，但民航飞机也有被采用，著名的“协和”客机就是超音速民用航空飞机，它绕行地球一周只需31小时27分49秒。1969年英国制造了18架“协和”客机，速度可达2倍音速（音速为每秒340米），飞行27年后于2003年10月已经停飞，原因主要是耗油大，运营成本高。
但超音速飞机在客运中的应用事实上才刚刚开始，目前日本已经研制出时速可达5.5倍音速的飞机发动机，正因为有这一优势，法国与日本已正式签署协议，一起开发大型超音速飞机，预计2015年投入运营。这种飞机座位为300个，是“协和”飞机的3倍，而绕地球一周仅为12小时。
现在我们乘坐的普通亚音速飞机一般时速也能超过1000公里，而且亚音速飞机飞行距离长，如波音747—400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航程可接近13000公里。不久前由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研制的空客A380飞机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巨无霸，若全部安排经济舱可载客800人，最大航程可达15100公里。至于空中加油机的面世，更是为远距离的空中飞行创造了条件。
在实现飞天梦想后，人类又开始进一步探索飞出大气层、飞向太空的可能。1957年苏联用火箭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旅行者一号”送入轨道，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终于实现了人类冲出地球的梦想。而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则在1969年首次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地外星球。2003年10月16日中国宇航员杨利伟乘坐“神州5号”飞船飞上太空，中国成为第三个冲出地球的国家。
与此同时，人类的太空探测器还成功地登上除月球外的金星、火星以及土卫六号等地外星球，并对太阳系的除地球外的所有7颗行星进行了近距离观测，且已飞出了太阳系。今天，我们还在地球上空建立了空间站，科学家可以长期在空间站停留，并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而且空间站已经开始接待旅游者。
据2007年美国《大众科学》月刊1月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负责实施一项太空运送部队的研究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登陆机可以飞越太空，在两小时内将部队运送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点，显然，这一计划也是可以用于民用的。目前，这一计划所需的技术，从高超音速推进系统到新型复合材料，在美国的军事实验室里都已经进入相当深入的研发阶段。预计登陆机将可在15年后试飞原型机，生产型可能在2030年左右推出。
3、传媒手段
最早的新闻传媒是报纸，一般认为，古罗马的“每日纪闻”和中国唐朝的“报状”是最早的报纸，它们主要以手抄布告的形式出现，其内容主要是政府命令、政治新闻、宫廷和宗教与战争新闻，以及公民投票结果等。
由于当时的报纸技术都是用手工抄写，而且基本上都是政治内容，因此新闻内容非常单调，传播途径也只能是布告的形式，即使以后采用雕版印刷，这样的报纸传播途径也是非常单一的，这一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17世纪以后，随着活字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从技术上为报纸的新闻多样性与传播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在17世纪中后期，第一种杂志也在1665年出现，这就是巴黎的《学者杂志》，这是一种定期与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印刷读物，与报纸有一定的相同性。
这时的报纸杂志都是从一地出版印刷，然后分送到各地，在同一城市还能及时看到，而在不同的城市则要等上很久。如100多年前，中国清朝时期，北京的报纸想在1000多公里外的长江以南城市看到，要等三四个月，因此新闻已经不成其为新闻，至于农村地区一般报纸杂志都不送至当地。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受当时的交通与通信技术条件的制约所致。
当时的交通与通信技术条件下，在报社、杂志社的所在地发生的重大新闻还能较为及时地反映在报纸杂志上，而在外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便不可能及时地得到反映。
随着电报、电话等远程及时通信手段的产生，这种状况有了质的改变，而今，不论是新闻通信技术还是报刊印刷技术都发生了根本的飞跃。
今天，世界各地的新闻都能随时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的形式发送到通讯社或者是报社、杂志社，特别是现代计算机采编系统的应用，将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了起来，新闻采访与编写人员直接在显示屏上编写稿件，作为报社、杂志社的中央计算机系统则能直接收到万里之外的地球任一角落的信息，并直接进入计算机照排系统，自行编辑成版面，包括各种新闻图片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卫星通信技术与光纤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性及时新闻已经完全不受地域、地形条件的限制，而且清晰度、准确性都越来越高，保密性也越来越好。
因此，今天不论发生在全球何地的重要新闻，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当即反映在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而且报纸杂志的印刷发行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编辑部将编辑好的版面采用同样的方式，发送到世界各地区进行当地印刷当地发行，因此，各大报社、杂志社都能够做到当日刊物当日就送到阅读者手中。在发达国家，大部分乡村也能收到当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在发展中国家，至少大部分大中城市也都能做到这样，这种新闻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在仅仅几十年前都是不可能想像的。
对传统传媒手段的重大突破是广播与电视的出现和应用。电子管的发明为无线广播提供了技术可能，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森登借助麦克风将讲话和音乐进行调制，第一次实现了无线广播；192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KDKA私人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成为世界上首家广播电台。以后，英、法、德、苏以及其他国家陆续都开设了广播电台，由于广播的直接性和群众性，无线广播迅速成为全世界普遍推广的一种新的传媒手段。
有线广播也有很高的普及率，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有线广播更是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中国也是如此。
19世纪末，许多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图像传送技术，无线电广播的产生与应用为科学家们实现电视图像的传输提供了可以想像的现实性；1925年英国人贝尔德首次取得了电视演示的成功；1927年美国人通过有线网络将图像和声音从华盛顿传到纽约；1930年英国实现了声音和图像同时传播，电视机开始进入市场。
广播与电视是对传统传媒的一次历史性突破，突破后的广播、电视技术又始终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电视为例，就连中国这样还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包括偏远贫困的地区电视普及程度也都极高，电视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今天的广播与电视几乎可以对任何地区的任何一个新闻事件进行全球实况转播，在陆地可以实况转播攀登珠峰，在海洋可以实况转播探索海底，在太空则可以实况转播宇航员登陆月球、火星车登陆火星、探测器进入土卫六号大气层。由于广播电视传媒的直观性和逼真感，今天这类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报纸杂志类传媒。
传媒手段的另一重大突破就是互联网的出现。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阅读到世界各大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与电视台的新闻，以及各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研究部门等各种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新闻与信息，并能做到图文并茂、声情并茂，由于其及时性、广泛性和逼真性极大地方便了各式各样的需求者，因此互联网堪称是传媒手段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三、现代手段下的大统一社会的政令
1、政权的产生
政令的发出者是政权机构，政权的产生要依照大统一社会的法律程序而定，用今天的政治价值观来衡量，大统一社会一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这一点是由今天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所决定的，依据今天的价值观与政治理念来判断，这也是大统一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保障。
民主产生的政权应有选民的选举程序，不论是直议制还是代议制都是如此。要选举产生政府官员或者议政人员，每个参选的人员首先必须要让选民了解自己，这种了解不仅包括政策主张、从政业绩，还包括自己的风度举止、音容笑貌，而且人品和家庭也往往是选民所关心的。
生活在希腊城邦时代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著作《政治学》中对一个理想的国家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认为理想国家的人口多少和国家大小都要恰到好处，这种恰到好处就是国家要一眼能望到边，成年男子的数量在平时能听到传令官的叫声，在战时能够听到最高指挥官的指挥声音。按他的描述，理想的国家也就是一二万人而已。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主要是从民主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只有很小的国家才能够使每个人都有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在选举国家的执行官时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直接投上神圣的一票。
这位亚历山大的老师，其实他的学生就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空前庞大的国家，但那只是君主制国家。
进入近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民主制的大国，而今，全球的主要大国都已是民主制国家，其人口甚至达数亿以上，国土面积则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如此庞大的国家采取直议制在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采取的是代议制，也就是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出认为可以代表自己发表意见的议政人员，且组成代表机关，从而间接参政议政。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则既有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也有由代表选民的议政人员代为选举的。
大统一社会最广泛的选举是对世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世界议会的议政人员的选举，参与选举的人员包含了全人类，包括的范围是全世界，其规模和范围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中的选举能否做到真正的民主，就是要看每个有选举投票资格的公民能否真正自主、客观、公正地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每个选民都能够很容易了解自己要选择的对象，也就是要能够对参选者的施政方针、政策主张、行为举止、外表和人品都有所了解。
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在几十年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的手段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些。不论是通过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参选者都能够及时而明确地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他们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和翩翩风度，则可以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视系统随时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于有些参选人员希望选民们更身临其境地感受自己的魅力，则可以通过飞机环球飞行到世界的各个地区与选民们见面，因为不论是从何地起飞，到世界的最远端也都不需要一昼夜时间。
选民们的投票选举既可以安排在一个集中的场所，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里单独进行，而互联网的计算机系统会科学严密地进行选民的身份确认和投票的有效性确认，全球的有效选票则可以迅速地通过中央计算机系统进行处理，数十亿张选票的统计会在几秒钟之内便能显示出来，如果顺利的话甚至会更短。
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今天的信息传播条件下，不论多大的国家，只要充分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直议制，不论什么国家政策都可以采取全民公决。亚里士多德的小国寡民才能实现的民主的理想，在全球性的大统一社会中也可以实现，只是要看是否有此必要。
2、政情的上传与政令的下达
政策决定的依据首先要综合各地上报的情况，即上传的政情。大统一社会的政令的最高下达机构是世界政权的有关机构，由下上传的政情的最广泛的集中部门也是世界政权的有关机构。
在大统一社会中，世界政权处理的政情来源于全球各地，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关系的范围则是全人类。决策的正确性与及时性与否，首先取决于各地的政情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上报至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特别是有些情况要求当即处理，不能有任何的拖延，如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必须马上救助；大规模犯罪、大的社会动乱需要即刻平息。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上报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并采取果断的措施，就有可能酿成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1976年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震级达7.6级，24万人顷刻间丧失生命，同时还有近百万人需要救助，许多人还压在瓦砾中。怎样将这一灾难事件尽快上报给中央政府便成了问题，唐山距离首都北京还不到200公里，当时由于有线电话线路已遭地震破坏，无线卫星通信是没有的，因此，报信人员只得拦截了一辆卡车赶往北京送信，从唐山到北京走了六七个小时。而这只是30年以前的事。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上报灾情在大统一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上万公里之外的重大自然灾害，从上报再到决策救助必须要有非常及时的通信手段，不然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将不可设想。
事实上，我们现在拥有的通信手段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电话（包括手提电话）、传真还是电子邮件都可以将信息马上传送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区。今天，我们可以经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因地震被压在倒塌的大楼下的人用手提电话与外界联系，以说明自己需要救助的方位；也经常看到飞机被劫持后，机上的乘客暗中与家人和安全部门取得联系，并反映飞机上的情况。在如此先进的通信条件下，世界政权无疑会是耳听千里，眼望八方，信息畅通无阻。
在这样的通信条件下的政令下达同样是十分便利的，世界政权形成的政令不论是需要口头传达还是要求采用声像或者图文的形式，都可以即刻通知对方，即使要求将原文送到执行者手中，也完全可以通过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手段，在一二天之间便可送达。
政令的下达中有时涉及到一些需要召开的会议，如果要召集全球各地的人员到一个共同的地点开会，从启程到达开会地点一般最远也只需一二天就可以抵达，而工业革命前要召开这样的全球性会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从通知到召开会议，在那个年代至少也要一二年时间。
其实，现在全球性的国际会议每年都有许许多多，我们从新闻中经常看到一些国家领导人或者企业界人士，他们甚至有时一天要飞几个国家参加会议，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其跨度横贯半个地球。
而且，现在的会议方式已经是多种多样，如果会议不需要将大家召集到一起，或者特别紧急，需要马上召集全球有关人员开会，既可以采取电话会议形式，也可以采取电视会议形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开会。
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在网络上召开会议完全可以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与面对面地召开会议并没有多大差别。这种会议还可以利用网络的方便条件，进行网上会议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而且在网上还可以随时交换各种文件，以及图片与声像资料。
科学技术已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经常形容人类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地球村。
3、政令的执行与督查
政令的执行与督查与交通条件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不妨还是以应对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犯罪以及社会动乱为例（之所以多次举此类例子，是因为这样的政令执行一般都是非常紧迫的，不允许有任何的拖延），由此来展开我们的分析。
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如果一地发生地震或者水灾，世界政府若决定调动救灾人员和救灾物资，在最紧迫的情况下可以第一批采取空运，那么，考虑最不理想的情况，即使在地球最远的地方调配资源，要运到受灾地点也只需要一昼夜时间。当然，更实际的情况是，在将来的大统一社会，世界政府对于应对这种意外事件的人员和物资的配备，一定会是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布局，而遇到紧急情况时会就近调拨，第一批人员和物资采用飞机最快捷运输一般应该可以在几十分钟或者几小时之内到达，而以后的大规模的救助人员和救灾物资不论是采取火车运输还是轮船运输，在现代交通条件下都是极其方便的。
至于应对大规模的犯罪和社会动乱，政府所调动的主要是军队，由于没有大规模的物资需要运输，调动的主要是军事人员和随身携带的武器，而且军事运输一般都是有专门设计与专门训练的，其应变速度应该更快，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本着就近调动的原则，快速反应部队完全可以通过飞机或者地面车辆很快到达。最不理想的情况就是从地球最远处调动军队，要是这样，其第一批军队到达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不到一天。这些都是大统一社会的可治理性的条件所在，然而，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样地调动军队所需时间却要一二年，不论是犯罪还是社会动乱早已是不可收拾。
至于政令督查，涉及到世界政权各机构的人员深入到全球各地进行检查与监督，并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上报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那么，在今天这样方便快捷的交通条件以及如此便利及时的通信手段下，政府督查人员完全可以随意飞赴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开展检查和监督工作，如果只论路途的时间一般都不会超过一二天。
同时，对督查的情况如需及时向上汇报，随手都可以拿起手机进行联系，或者通过手提电脑、手机传真机发送有关文字材料，如果需要进行当面汇报和研究，也顶多只是一二天的行程而已。
为了确保政令的贯彻执行，督导各地区、各组织以及各相关人员自觉主动地执行政府的政令，还必须使全民充分了解每个政令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于是，各种传媒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那么，而今极其丰富、方便、快捷的传媒手段将是大统一社会有效治理的可靠保障，今天的报纸杂志可以当天传送到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新闻，以及政府确定的方针政策也可以在当天及时见报；各种广播电视不仅可以即时播发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同时，对于政治领袖认为有必要当面向全球民众发表的广播与电视讲话，还可以进行全球现场直播，通过领袖们身临其境地阐述，人们必定会更加深刻地领会其政府的意图；计算机互联网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媒手段，它的普及性与巨大的信息量，同样是世界政权为宣传自己方针政策，并使之得以顺利有效贯彻执行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为大统一社会的政令畅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是大统一社会能够有效治理的必要且充分的硬性技术条件。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不论是芝诺、康德，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曾提出过统一人类这种类似的思想，然而，在他们那个年代将全人类统一到一起的技术条件是完全不具备的，即使康有为时代，其技术条件要进行全球性管理都极其困难。因为，仅在100多年前，当时的交通手段、通信手段和传媒手段，就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今天，这一切却已经彻底得到了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如此先进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仅仅只说明人类今天拥有的技术条件已经能够满足大统一社会治理的要求，之前的阐述正是建立在这些科学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普及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技术条件并没有被人们普遍使用，特别是在今天的许多贫穷国家和地区，人们还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还没有“光临”那里。要使大统一社会能够有效地治理，就要将这些科技成果广泛地普及到全球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这一点通过人为操作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还要说明的是，普及这些科技成果与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矛盾，因为所有这些科技成果都是既有成果，并不是对新的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发展。
当明确了实现大统一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之后，便已经告诉我们，只要通过人为的合理运作便可实现人类的大统一。但即使如此，人为运作也有难度大与小的问题，如果大统一事业推进的难度极其巨大，推进起来遥遥无期，且这一期限已经超过了灭绝手段会出现的时间，甚至要超过人类自我灭绝的时间，再去考虑推进大统一的问题便失去了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次社会变革的阻力大小作一个现实的分析。
一、社会变革的残酷性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变革与血腥杀戮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小的国家政权的更替，到大的具有地区影响或者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变革，其残酷性大多都是如此。
社会变革之所以总是以极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本原因是要求维持旧制度的一方与要求变革的一方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形式是旧制度下的统治阶层被新制度下的统治阶层所取代，统治阶层占据着统治地位，必定会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维护自己以及一部分特定群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种利益，都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
但是，如果要实现社会变革，在新的统治阶层取代旧的统治阶层后，便意味着旧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利益群体，其幸福价值将会被剥夺，而被剥夺的这部分幸福价值则被新的统治阶层及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利益群体获得了。因此，这样的社会变革普遍都是以一部分人的幸福价值的失去换取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价值的获得。于是，对于那些将失去幸福价值的一方必然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于那些要求获得幸福价值的一方则必然会极力争取变革的成功。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对于将失去幸福价值的一方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只是限于幸福价值范围之内的，处于现时统治地位的群体，会利用自己统治地位的优势条件，对寻求变革者不仅会采取流放、监禁、严刑拷打等等剥夺其幸福价值的手段，同时也会以杀害生命，甚至诛杀家族、亲友和同党的手段以达到阻止变革的目的，这些则是剥夺人的生存价值的手段。
同样，寻求变革者也深知变革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价值，从表面上看也只是剥夺原有统治阶层的幸福价值，但所采取的手段则绝不可能只限于幸福价值范围之内便可达到的。如果不彻底打败统治阶层，从根本上使现有统治阶层失去其统治的地位，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暗杀、恐怖袭击、战争这些以剥夺生存价值为特点的手段便不可避免地都会被使用上。
所以，任何变革其初衷虽然都只是起于幸福的价值，但其手段则都必将会既包括了幸福价值范畴内的，也包括了生存价值范畴内的，即人的所有最重要的价值都包括在其中了，这就使得任何社会变革的你死我活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有了这一特点，便使得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其难度都非常大，因为任何现有统治阶层都会使用所有能够用的一切手段来捍卫原有制度，而现时统治者所掌握的手段与资源无疑又有着明显的优势。
大的社会变革的难度极大还在于这样的原因，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会推行一系列的相应政策、措施和办法，会采用各种手段影响人们的视听与思想，使人们从思想深处认同这一统治和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无疑会导致一种更科学、合理的制度要想让人们去接受其难度变得非常大。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思想要想让人们不断去接受都要用百年以上的时间，而要最后改变世界则需几百年。
如下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以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标志，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天主教的封建统治，这种统治不允许人们对宗教教义有任何怀疑，强调对神的无条件服从，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对教会的统治必须绝对服从，因此，中世纪的欧洲不仅人的价值得不到重视，而且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希腊和罗马曾创造过灿烂的古典文明，但此时在欧洲都已失传。十字军东征在中东异教徒的领地带回来大量的典籍，人们发现这些用阿拉伯文书写的著作原来都是自己祖先的成果，于是便逐步把这些典籍再由阿拉伯文翻译过来。那些理性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以及那些古代科学家的成果，使人们豁然开朗，就像在黑暗的天空燃起了明亮的灯塔。于是，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提出了以古典为师，复兴古典文明的口号，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
事实上的文艺复兴并不是单纯的古典复兴，而是反封建的新文化创造。而由文艺复兴所推动的主要的社会思潮则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人是万物之本，提倡人权与个性自由，反对天主教的神权，提倡科学和文化，反对迷信，提倡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这一切无疑是为推翻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进行思想铺垫。
天主教会对此自然十分敏感，想尽各种办法阻止相关科学、文化、艺术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并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许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以及思想家都遭到过打击与迫害。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布鲁诺被执行火刑烧死，只不过是布鲁诺认同并宣扬了哥白尼的学说。
文艺复兴运动持续了200年天主教黑暗统治的根基才被动摇。16世纪初，教皇到德意志去兜售赎罪券，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敛财行径，人们对其普遍反感，这种反感在文艺复兴之前或许也会产生，但绝不会演变为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然而，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已经使人们的思想获得醒悟后，这种反感便很快变成了强烈的反对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下，路德首先提出了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九十五条论纲》而后成为了德意志人民反对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共同纲领和举行反封建起义的信号。以此为契机，欧洲诸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其大量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纷纷成立了不受罗马控制的新教组织，这不仅摧毁了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与精神独裁，而且对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天主教的封建统治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烙印深刻，要摆脱这种思想统治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且要奋起反对并最终推翻这种统治更是需要时日，并需创造各种条件，这就要求有相当长的思想醒悟过程。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作为近代人类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持续时间达200年才产生实质性作用。
那么，在之后不久掀起的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运动，从运动兴起到产生实质效果也用了100多年。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矛头直指黑暗的中世纪，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并提出了系统的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与国家的理论与设想，从而为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是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历史。这次社会变革的目的是要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为原则的新的制度。这样的社会变革无疑是残酷的，如北美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均属于这次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仅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便可看出这次社会变革之残酷性。法国大革命经过了五年的历程，发生了三次大起义，并将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由于法国大革命不仅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对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也是沉重的打击。因此，欧洲各君主国联合起来对法国进行了空前的武装干涉，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拿破仑战争，这场战争几乎把全欧洲的所有大国都牵连了进来，一直打了十几年，死伤人数论百万计。
正是这次社会变革之巨大，因此也就决定了这次社会变革要比一般的社会变革都残酷，同时，要酝酿这次社会变革所需的思想醒悟过程也特别的长。除启蒙运动历时100多年外，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也是这次社会变革的前奏，由此算起，酝酿这次社会变革用了约400年时间。
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运动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其社会变革的矛盾的尖锐对立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这样的社会变革所需酝酿的时间之长，变革的手段之残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设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莫尔所写的《乌托邦》，而后，对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了几百年时间，这种探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思想传播的过程。直到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共产主义的旗帜曾插遍半个世界。
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其残酷性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伴随着血腥的战争与武装起义，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即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便即刻遭到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从政权的建立，早期维护以及之后的稳定，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仅因战争所导致的人员死伤便可论百万人计。这一切无疑都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变革其现有统治阶层与要求变革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全对立所致，这种对立的特点是要求获得利益的一方必定是以另一方失去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其利益的矛盾便必然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
二、这次巨变其根本利益的全人类一致性
一般而言，社会变革的规模越大，其难度也就越大，这种难度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现时既得利益集团会不惜一切地努力维护现有制度，而寻求变革的力量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凝聚，只有在双方的力量平衡发生逆转时社会的变革才能够实现。毫无疑问，正是努力维护现有制度的一方与寻求变革的一方，因其利益的尖锐对立，导致了每一次社会变革难度大、需要时间长，以及非常残酷的情况，这种情况因社会变革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表现得尤其明显。
那么，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其社会变革的巨大性将会远超从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这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变革都是在国家社会形态这一制度内的变革，这些社会变革有的是国家内部的制度变革，有的还涉及国家的合并、分裂和重建，但不论怎样，这些变革都没有脱离国家社会形态这一大的社会制度。而这次变革则是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是以所有国家的消亡为前提，从而达到全人类的大统一的，这种转变的巨大性是空前的，而其开创性意义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性是否就意味着这次社会变革的困难程度、残酷性程度，以及所需时日也应是空前的呢？
我们知道，必须走向大统一这只是我们被迫的选择，因为如果不走向大统一便不可能真正做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便会因此很快走向灭绝。所以，这次社会变革关系着人类的整体生存，每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都包含在其中。因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灭绝灾难虽然可能不直接危及自己，但却现实地关系其子孙。
不仅如此，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又是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社会，因为当人类统一于一个整体之后，便可以将人类社会打造成一个非竞争的社会，且可以使民族融合与宗教融合成为可能，加之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大统一社会又特别适合推行均富的政策，这一切使得大统一社会将是一个没有竞争压力与知识更新压力的社会，是一个少有战争与各种犯罪的社会，也是一个普遍富裕且健康长寿的社会（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之后章节中详细阐述）。因此，走向大统一不仅可以保证人类整体生存价值的实现，又能够保证人类整体幸福价值的实现。
由此可见，大统一社会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将可以普遍惠及我们所有的后代子孙，不论是哪个阶层、哪个群体都可享受到大统一社会为自己所带来的最重要的价值实现。因此，在大统一事业面前，全人类的不论哪个阶层和哪个群体，都有其根本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并不存在在根本利益方面你的获得便是我的失去这种尖锐对立的矛盾。
当然，虽然大统一事业对于全人类有着根本利益的普遍一致性，但是，根本利益与视界利益却常常是存在矛盾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以及一个群体，其长远和本质的利益与其眼前和表面的利益常常并不是一致的，那么，长远和本质的利益需要智慧思考才能理解，只有理性者才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和维护，至于眼前和表面的视界利益则多数人都会坚持与维护，即使前者比后者常常重要得多，但也总是会有人为了获得后者而牺牲前者。因此，在大统一事业的推进中便必然会有一批不顾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极端自私者会跳出来阻碍历史的车轮，因为，大统一事业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视界利益，而在他们中间无疑会有一些极少数的极端自私者，他们可以不顾全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可以不顾自己子孙的利益，而跳出来扮演那种极不光彩，遭后人唾骂与不齿的角色。
当然，也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人类社会必须要实现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是需要用智慧思考才能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理解与接受，而在这些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人群中，刚好有一些又是视界利益受损害者，这些人也必然会反对大统一事业。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纯粹是因为对大统一事业的不理解而产生的反对情绪，因此，只要充分说明了大统一事业的必要性，对于转变这部分人的思想与态度，并不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最困难的是要转变那些极端自私者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大统一事业的坚决反对与抵制不是因他们不理解大统一事业的必要性，而是在于人性的“恶”根深蒂固地印刻到了他们的本性中。也许他们外表道貌岸然，但他们的品德却坏到了极点，他们为了自己个人或者小的群体的视界小利可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包括全人类即将走向灭绝都可在所不惜，要根本上转变这些极坏品德者的态度是非常困难的。
三、阻力分析
我们知道，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变革其阻力主要在于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体的视界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大统一事业会影响哪些人的视界利益，并会因此受到多大的阻碍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一些内容入手进行分。
首先，在普通人群中，大统一事业最大的视界利益的受益者将是广大的贫困国家，尤其是中小贫困国家的人民。
贫困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贫困状况，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些经受战火的蹂躏，有些长期受殖民主义者的欺压，这一切，使得他们成为了现代文明的落伍者。然而，落后就要被动挨打，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贫穷者只会变得更加贫穷。因为国际竞争规则是富国、强国制定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竞争从根本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小贫困国家在资金不足、人才不足、管理能力差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他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其能力最差，现代文明的成果长期远离那里。在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一些国家的人民甚至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状态，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一天顶过去许多年的形势下，那些国家却还千百年长期一成不变地守着过去的一切。于是，他们的落后与贫穷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实现大统一之后，世界处于世界政权的一体化管理之下，贫困地区不仅会得到普遍公正的对待，而且他们得到的帮助将是来自全球范围内的，而对他们的管理则是集全球智慧的。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大统一社会虽然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却要强调对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与应用。在国家社会那些中小贫穷国家是不具备这种推广与应用能力和条件的，但大统一社会，集全球的人才与智慧则完全可以将最合适的科学技术成果在这些地区加以推广和应用。随着这种推广应用的深入与普及，这些地区尽快走向富裕将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第二，富国并不需要为大统一事业作出特别的牺牲，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受益。
实现大统一后，穷国受益的同时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富国援助并作出牺牲的结果，那么，富国人民是否因此受到了大的损失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穷国的发展与脱贫，最主要是依靠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普遍推广与应用。这其中的主要投入是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和支援当然需要相当的投入，富国在为穷国尽义务时自然要求有这种牺牲，但这种投入相对于直接的经济扶植要少得多，而且富国的这些投入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弥补回来。
我们知道，由于在国家社会各国之间的对抗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战争的失败者要付出血的代价，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将军队的建设与军事的投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家社会的军费开支必定会很大。但大统一社会世界融为一个整体，由于国家的消亡，国家之间的对抗也随之消亡了，随着民族与宗教的融合，以及非竞争社会的建立，人类社会会少有战争与犯罪，军队的主要任务则基本只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对自然灾害的救灾行动。这就使得军费开支将只是社会开支中的极小部分，一般而言可能连今天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都不需要。
大统一社会军费开支的极大减少便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军费开支部分将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其他方面的投入，如果将这一部分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发展将是相当可观的资金。因为，仅从今天相对和平的环境而言，200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1035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值的2.6%，相当于全非洲GDP的1.7倍；而冷战时期军费开支占世界GDP总值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5%，即相当于当前情况的两倍；而在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比例更是要高得多。因此，将这一部分支出用于全球各贫困地区的脱贫是绰绰有余的。由此看来，富国仅仅将这一开支贡献出来，便足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发展的目标，而做出这些贡献相对于今天并没有受损失。
关于此，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予以说明：经与发达国家商定，联合国提出，到2015年，发达国家应贡献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以支援贫困国家的发展，并认为，如能达到这一目标，便可以很大程度上保障实现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世界的军费开支比联合国提出的目标要高许多倍，由此可见，要是把全球军费开支用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将会收到怎样的效果便是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在其他方面还可以实现费用的减少。例如，随着国家的消亡，各国最高权力机构消失了，全球只有一个最高权力体，即世界政权，因此最高权力机构体系便只有一套，这就可以大幅减少行政费用方面的支出。又如，随着国家的消亡，国家区域之间交往的障碍将会消失，尤其是贸易往来的障碍将会消失，这一切均可以导致各项费用支出的减少。若是仅仅只将这些费用用于对贫困地区的援助，也可以使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目标。
那么，在并不需要为贫困地区的发展作出特别牺牲的情况下，富国在其他方面则是有收获的，尤其是在政治利益方面的收获会更大一些。由于全球统一于一体之后，世界政权对全球利益的平衡将会是在一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下实现的，这样的正义原则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富裕地区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必将会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得到利益的补偿。
这种情况可能在推进大统一的进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大统一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正义事业，相信大统一事业的推进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在和平的谈判中，更多的可能是以富国对穷国经济上的支持以换取穷国对富国政治上的让步，因此，总体来看则是平衡的。
第三，中等富裕的国家其人民的经济利益将会有相当的受益，富国人民也会有一定的受益。
当世界统一于一体之后，随着对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普遍推广与应用，全球将趋于一个均富的世界，这种富裕的程度将会稳定在今天的发达国家的水平，或者稍高一些。因为今天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是由于充分地应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如果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普遍地应用于全球每个地区，这些地区自然也就会具有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又由于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总会有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应用，但是，这些成果在大统一社会则必定会最终都能够普遍地被推广和使用，因此，大统一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会高于现有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中等富裕国家的人民便会有相当的经济受益，而富国人民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受益。
第四，世界各国中下层的领导者其视界利益不会有大的改变。
当实现大统一后，如果世界各国的中下阶层的领导者还在其位的话，他们所领导的区域，或者所领导的行业部门，由于其范围仍然还没有大的变化，在他们之上仍然还是有更高层级的领导者与领导部门的领导与管理，因此，仅仅从权力的大小与范围而言，他们的视界利益将不会有大的改变。
第五，中小国家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是视界利益的最大失去者，而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国家社会其最高权力体是国家，每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的决定与行为都没有更高层级的干预与左右，因此这些人的决定都是最终决定，他们不仅享受着这种最高层级领导者所享受的荣耀与权力，同时又可因此获得许多的特权与视界利益。
国家社会是许多的国家并存，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但是，当人类实现大统一之后，最高权力体将是唯一的，其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人数都非常有限，在推进大统一的过程中，那些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在大统一事业中扮演主导者角色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他们更多的可能将会是因大统一社会的实现而失去其权力与特权，且所失去的是顶极的权力与特权，因此，他们视界利益的失去将最多。
对于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任何政治版图的改变都要依靠大国力量推动，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其巨大性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疑这次变革必须得依靠大国的力量去完成，而其中最能够发挥作用的领袖与群体将毫无疑问是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
尤其重要的是，大统一事业是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也是为全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事业，其无比的正义性毫无疑问是空前的，甚至也是绝后的，在如此具有意义的事业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正是任何具有实力的政治领袖梦寐以求、终身难得的，如果真的在大统一事业中有所作为，这些领袖将可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而最有可能担此重任者毋庸置疑将会是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因此，他们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最大的受益者。
综上所述，大统一事业不仅有根本利益的全人类一致性，而且在大统一事业中，广大的普通人群都能够获得视界利益的收获，不论是穷国、中等富国还是富国，其人民群众都可受益其中，尤其是穷国和中等富国的人民更是有大的受益。如果把这一道理对他们进行宣传与教育，他们将会是推进大统一事业最广泛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领导阶层中，广大的中下层领导者虽然在权力方面其视界利益不会有多少得失，但他们却是大统一事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受益者，加之大统一事业具有拯救人类的伟大意义，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都包含其中，因此，这些群体也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支持者与推动者。
大统一事业最大的阻碍力量将可能来自广大的中小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因为就权力与特权方面他们都将会是失去者，相信在大统一事业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以全人类的大义为主，成为大统一事业的推动者。但是，其中也必定会有少部分极端自私者，他们可以不顾全人类的生存，不顾子孙后代的幸福，由此固守自己的权力与特权，而成为阻碍大统一事业的小丑。
那么，如果这些人要反对大统一事业，其所发挥的能量是比较大的，他们会利用自己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的条件，想方设法动员全国人民来阻碍大统一的进程，他们会扰乱视听，使其人民不能够认识大统一事业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能够为其带来多种现实利益的好处。因此，这些人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主要阻碍力量，也是最强大的阻碍力量。
与之对应的则是，那些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由于有可能成为大统一事业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会成为大统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可以发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他们会利用自己国家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的条件，动员举国之力来支持大统一事业。同时，大国的能量并非仅限于自己本身的力量，大国又有号召全球或者区域各国的能力，这些大国虽然只是全球诸多国家中的极少数，但他们能够发挥的能量却是全球性的，其能力绝不是一些小国可以比拟的。
因此，作为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他们不仅有可能积极地推动大统一进程，也是最有能力推动大统一进程者，如果少数最具实力的国家的最高领袖决意联合行动，世界完全可以彻底改变模样。因此，他们是大统一事业最值得依赖的力量。
那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由于有人类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以及全人类视界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尤其是大国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这一最具能量的群体是视界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这就使得这一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其阻力则有可能相对比较小。
人类世界纷繁复杂，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从当前看，人们所意识到的最严重的问题首推是战争，除此之外还有犯罪、环境、资源、贫困等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依靠一国的力量不可能解决，因此，人们一直都有强烈的协调与统一世界行动的诉求，许多的国际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诉求中应运而生的。例如联合国，就是这类国际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一直在致力于协调各国立场，统一全球行动，并为此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同时，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商业贸易早已突破了国界，任何一国的市场都不是独立封闭的，它们早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而融入世界，且为了统一世界市场，协调世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又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许多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也应运而生。世界的一体化在某些方面正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冲破国家的桎梏，正逐渐在形成之中。
不论是国际组织所进行的一系列统一全球行动的工作，还是世界经济事实上正在走向全球化，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大统一社会的特征。虽然国际组织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对大统一社会的刻意追求，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也不是因追求人类的大统一所致，但是，客观上这样的举动和这样的结果，对大统一社会的运作方式却有一定的尝试性质，对大统一社会治理的技术条件也有一定的检测性质，因此，我们不妨对这样带有一定大统一社会特点的情形看成是对大统一社会的预演。
之所以称为“预演”，是说明这些情形明显地带有大统一社会的某些特点，对它们的研究与分析，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的特征与客观发展趋势，以及今天所拥有的技术条件对全球性治理的影响状况，从而对实现大统一的可能性有更客观的认识。
一、国际组织与大统一社会
二战后，国际组织像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曾经最有影响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组织实际上也是两大对抗的军事集团。很有影响的区域综合性国际组织还有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专业组织也较具影响，如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石油输出国组织等。
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影响最大的首推联合国以及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国际贸易组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全球性的专业组织也较具影响，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等。
同时，许多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在力图发挥自己的作用，如国际学生联合会、世界青年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港口协会、国际行动理事会等等。
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数不胜数，很难进行具体统计，这些国际组织都是依据各种团体和各国政府的不同需求而成立的。从政府间国际组织看，分析这些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可以发现，大部分区域性国际组织是为了提高成员国的集体竞争力所成立的，有的是为了提高军事竞争力，有的是为了提高政治竞争力，还有的则是为了提高经济和资源竞争力，而所谓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对抗的能力。因此，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宗旨一般而言与大统一社会通过统一全球行动，以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目标并不吻合，甚至是相悖的。
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宗旨与目标则刚好相反，这些国际组织一般是应全世界各国的普遍诉求而成立的，这样的诉求往往围绕着人类普遍的利益。特别是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则是深感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巨大毁灭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而成立的。因此，这些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其成立的宗旨和目标，以及成立后的工作方向，与大统一社会的全人类利益目标往往比较一致，它们的工作不论其效果如何，事实上与大统一社会将来的工作方向都有一定的一致性。而且，国际组织开展工作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与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将来采取的技术手段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因而，观察今天国际组织的工作开展情况，将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看到未来大统一社会的一些概貌。
以环境问题为例，保护环境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工业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森林草地的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环境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诸如此类问题即使在大统一社会同样是全球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也同样是世界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努力治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那么，作为同样致力于协调世界行动的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此进行重视，而后多次为此召开会议。如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由110个国家的1200多名代表参加的首届保护人类环境会议；1982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大会；1992年6月，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且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多达170多个，并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与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
联合国致力于协调各国立场，努力推动全球环境保护行动，前后通过了一系列环保决议和公约，如1972年通过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通过了《保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1985年通过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9年通过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0年通过了《关于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案》，而1997年于日本京都则形成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等等。联合国的这一系列行动，使得“拯救我们的地球”这一环境保护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
人口问题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由于医疗与医药技术的发展，而生育观与节育措施又非常落后，导致世界人口急剧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趋势呈加速状发展，被称之为“人口爆炸”。人口问题同样也将会是大统一社会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大统一社会的人口问题要比国家社会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大统一社会必须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将不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得更多的食物，如果不控制人口数量，全人类就有挨饿的危险。
联合国早在1947年就成立了人口委员会，而后在各种会议上都提醒全世界重视人口问题，并多次就人口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如1974年8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并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984年8月又在墨西哥城召开第二次世界人口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墨西哥城宣言》；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则是于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会上通过了《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
关于反对贫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保障人权问题、禁止毒品问题等等，联合国始终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多次召开全球性会议，一直在不懈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工作，并形成了许多决议和协定。着眼于未来，这些都不是某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能够了结的工作，大统一社会依然还会坚持就这样一系列关系着全人类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努力。
联合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具广泛性的国际组织，也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能够代表全人类利益以及最有能力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国际组织，回顾联合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历史，它确实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人类的整体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分析联合国的工作方法和特点，我们发现，联合国要形成一项对人类有益的决定，总是事先和各国之间进行多方协调，反复辩论，特别是必须征得大国的普遍认可，然后再召开相应的表决会议。表决会议只是起一个例行通过的程序作用，召开会议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在技术条件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只要各国认可，全世界100多个会员国可以马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召集会议。
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9月6-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15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首脑车队的汽车就达1000多辆，纽约警方则出动了8000警力。会议以“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主题，经过3天的议程，通过了长达九页的宣言。
2005年9月14-16日，为了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1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再次聚集联合国纽约总部。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首脑会议，纽约警方动用了空前的警力对其进行服务，仅采访会议的记者就达3000多人。如此规模的会议完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
这次会议从议程的完成情况到安全保障情况都非常顺利，但是，会议之前为会议准备的相关文件的通过却是极其困难的。会议最重要的文件是《成果文件草案》，为了完成这一文件，联合国专门成立了由美、中、俄等32个国家组成的核心小组，但是，核心小组经数月的工作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大会的前一天才勉强通过《成果文件草案》，而且最终通过的这一文件已由原来的数百页内容缩减至35页，且其中涉及的诸如裁军、发展、定义恐怖主义、无核化等重要议题都因分歧太大被排除在外了。
之所以能够召开诸如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与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首脑会议，并取得会议议程的成功，首要条件取决于当今十分便利的交通与通信条件，这样的会议在1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同样还取决于联合国在事先大量的协调与联络工作。
由于交通与通信的便利，事实上，联合国在许多涉及全球性行动的决定的执行上效率也是很高的，不论是维和还是灾害救援，一旦各国形成共识，就可以马上到位，维和部队可以迅速组织奔赴目标地区，救灾物资也可以很快组织运抵目标地点，真正麻烦且主要消耗时间的是在决定之前的协调和讨价还价过程。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海啸，十几个国家受灾，死亡与失踪人数达20多万，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几十个国家对受灾地区进行了援助，捐助物资与款项达数十亿美元，世界各地的救灾物资，通过飞机运输，在第一时间就抵达了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重灾区。对印度洋海啸的救援行动，事实上就是一次全球性的统一救灾行动。
分析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将二者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决策的形成与执行有以下异同点：
1、在决策之前，联合国必须用很大的精力协调各国的立场，这样的协调过程往往很长，因而，一个决策的形成难度很大，特别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关键的一二个大国不同意这样的决定就不可能形成，即使形成了也不可能得到实施。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同样也需要协调各地区的立场，因为每个地区也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局部利益，但是，作为一个全球的统一政权，具有大统一社会相关法律赋予的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其决策的产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便可拍板定案，一般而言不可能久拖不决，因此，对各地区的意见的汇总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联合国召集相关会议和进行表决的过程，有一点与大统一社会是类似的，即：一旦形成共识后召集全球性会议以及表决形成决定，其过程是非常快捷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快捷便利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以及政治治理的其他的硬性技术条件。
2、联合国的决策过程渗透着各种强权因素，许多问题一个国家不表态就办不成，目前联合国有192个会员国，我相信，在大部分重大问题的决定上，美国一票便可影响许多票，因而美国就可以经常使得联合国的决定无法形成。
在大统一社会各地区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如果说有什么权力的不同与表决权分量的区别，可能会因各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区别，也有可能因各地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差异，表决票的分量会略有不同，但这样的差异性是非常有限的，更不可能出现某一个地区可以左右世界政权的情况。
3、各国在联合国的分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大，一个军事大国往往可以很大程度上左右联合国的决策，这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但是，大统一社会各地区是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的，这是因为允许各地区拥有独立的军队无疑就是放任分裂。大统一社会的军队直接掌握在世界政权手中，因此，各地区利用军事手段左右世界政权决策的现象将不可能发生。
4、在联合国的所有工作中，关于战争的问题和裁减军备的问题始终是处理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又是分歧最多、最难处理、永远不可能处理理想的问题，联合国在此方面每形成一个决定都要费无数的周折，最后往往还不了了之。但是，大统一社会将没有各地区的军事与军备问题，世界政权领导下的少量军队是按大统一社会法律的规定所确定的，针对犯罪与分裂势力的少量小规模的战争，只是世界政权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很次要、并不需费多少工夫处理的问题。
5、联合国的决策往往以宣言、声明、公约、条约、协议、协定的形式出现，这事实上也说明了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形成的决定只能是依靠各国自愿去执行。而大统一社会世界政权的决定无疑会以命令、决定、要求、指示的形式出现，因为作为世界政权就意味着权力，因此，其决定的执行力度必然会大得多。
6、由于国家的主权独立性，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其决策各国可执行可不执行，一般而言联合国没有什么办法对其进行强制性约束，除非采取战争或者全球性制裁。但要动用这样的手段必须有各大国的统一意见，然而，这样的意见是很难统一的，尤其是许多违背联合国决策的行为正是大国所为，对于这些违反联合国决策的国家，如果动用战争手段无疑就是世界大战。
而大统一社会世界政权的决策是以政权的权力手段作为背景的，各地必须得执行，如果某一地区有违背规定的情况，其后果就是要追究地区领导者的行政责任，直至撤换其职务，或者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各地领导一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即使有个别地区会有执政不力的情况，也有较容易的处置措施，并不会出现大的破坏性后果。
通过对国际组织在过去协调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诸多作用进行分析，以及与未来世界政权将要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从交通、通信和传媒等管理世界的硬性技术条件上看，大统一社会的全球性治理的条件是成熟的。这是因为事实上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所进行的工作，也是一种统一全球行动的工作，这种工作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准全球治理”，这样的“准全球治理”所依托的技术条件与未来的大统一社会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之所以不能够有效地统一全球和全人类的行动，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现有的技术条件达不到要求，而是一个国际组织根本不可能要求国家执行自己的决定，也很难统一各主权国家的思想与行动。
60多年来，联合国为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频繁地召开了许多全球性会议，形成了许多全球性的决议、协议、宣言、声明、公约和条约，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救助世界各地受灾人民，采取了许多及时的行动，这一切正是对大统一社会从硬性技术条件方面已经完全有可能治理全世界的有力说明和论证。
二、全球化与大统一社会
今天我们所处社会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便是全球化，这已经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便捷的交通、低廉及时的通信、丰富直观的传媒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全人类仿佛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村庄。
广义地理解全球化的概念，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不论你是否知道全球化这样的名词，不论你是否切身体会到全球化的成果，事实上你周围的一切都有全球化的影子。
以北京而言，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首都，没有到过的外国人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外在与内涵早已脱离了“古国”的影子。当然，故宫依然还是红墙黄瓦，天坛、北海、颐和园的外表依然是明清王朝时的建筑，但那只是特意作为古迹保护起来的庞大北京城的几个小的局部，而除此之外的北京城则满大街到处都是西式招牌，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几乎每个人都了解；马路上跑着的汽车有德国的奔驰、宝马，日本的丰田、本田，美国的林肯、别克，还有韩国的现代和启亚等等；人们喝着可口可乐和上岛咖啡；穿着法国和意大利品牌的服装；手中拿着诺基亚、爱立信或者摩托罗拉手机；看着长虹和海尔电视中的美国大片和韩国偶像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正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趋势绝不是只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它已经渗透到各个中小城市，以及非常偏僻的农村和牧区。
收音机与电视机的普及，交通与通信手段的及时和便捷，使得一般普通百姓都能够感受到世界巨变与融合的脚步，同时每个人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被这种全球性的文化所融合，越是发达的国家这样的趋势越明显。
深入分析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首先我们不妨看看军事的全球化。华沙条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两个最大的世界性军事联盟，也可以称之为军事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军事对抗集团，与其说是全球化在军事方面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国际化的军事分裂与对抗更为确切。
类似欧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南亚联盟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这样的政治方面的综合性国际组织所表现出的全球化特征，同样与上述性质一样，是以联合的力量行政治对抗之实，因而本质上是国际化的政治分裂与对抗。
人们更多地对全球化的认识是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化，这是狭义的全球化，也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首先表现在市场的全球化。我们走进商场购买商品，一眼望去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世界范围的产品海洋中，只要不是专柜，不论在哪个柜台前审视都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种产品只是出于同一个国家。世界各地的产品总是汇集在同一个柜台中，在化妆品柜台可能法国产品占主导地位，兼而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在儿童玩具柜台中国产品会多一些，但也会有其他国家的产品；走进汽车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大众公司的产品、美国通用公司的产品、日本丰田公司的产品，也能看到韩国现代公司的产品。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卖到了世界各地；中国人的餐馆也开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美国和俄罗斯的军火生意几乎垄断了世界，但法国的战斗机常常会与它们争一块市场份额，且中国的长征火箭也时常帮其他国家发射几颗卫星。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不属于自己独有，任何一国的企业也在开拓其他国家的市场。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第一轮谈判在日内瓦举行时只有23个成员，以后的成员不断增加。而且统一世界贸易的努力，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个协调世界贸易的临时机构于1995年最后改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常设机构，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的不可阻挡，才催生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截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达150个。
经济的全球化还表现在产品生产的全球化，法国的皮尔•卡丹服装很大一部分生产是委托中国的宁波；联想电脑70%的零部件来自台湾；空中客车与波音飞机的各种零部件更是来源世界各地，中国航空制造企业拥有空中客车A350生产额的5%，波音飞机则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23个国家的340家企业协作生产的。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企业投资来源的全球化，今天的空中客车公司、宝马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爱立信公司等等，都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公司，它们的投资来源早已是国际化，股份占有者分布世界各地。因此，对于这样的跨国公司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国家的概念进行界定，如果一定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只能说这些企业的总部设在何处，它们的纳税地在何处，或者它们的生产基地在何处。
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反映在企业投资目标的全球化，一个跨国公司它的投资目标是面对世界的，它要把自己的生产工厂设在离市场比较近、生产成本比较低、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地区。美国的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生产基地已投资七八十亿美元，其销售市场并不限于中国；而中国的海尔电器也将自己的一部分生产工厂投资在其他国家，市场当然也是世界各国。而且跨国公司的产品研发机构也分布在世界各地。在中国，摩托罗拉公司把生产基地放在天津的同时，则把研发基地放在北京；微软的总部在美国，但在欧洲和亚洲都设有自己的研究中心。
技术的全球化是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展开的，一项新的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会传遍全球，一种新的产品和一款新的产品样式的出现同样也会很快在世界各地出现。我曾经在中国浙江的温州进行服装行业的调查，相关人士介绍，只要法国或者意大利一款新的服装样式出现，五天之内温州就肯定会生产出类似的产品；在香港市场上出现的新款式服装，只要三天就可以模仿出来，而且这种模仿是在改造、创新、提高基础之上的。
技术全球化更多是通过技术贸易方式进行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球技术贸易额年均仅25亿美元，80年代中期达到500亿美元，90年代中期则超过了2000亿美元，平均5年翻一番，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
技术的全球化还包括高等教育的全球化，高等学校作为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的中心，是促进企业与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过去30年以来，全球到国外求学的学生每年平均以3.9%的比例在增长，今天，在英国授予的博士学位中有38%被外国学生获得，美国这一比例为30%。英国的本科生有10%为留学生，美国这一比例为8%。不仅如此，大学教师也在趋于全球化，在美国高校中，科学与工程学领域新聘的教授有20%出生于国外，而中国的主要高校中，新聘的教师大多数都拥有国外的硕士学位。
认真分析便不难得出，全球化正是人类沟通与交流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所催生出来的，正因为有了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手段的存在，才导致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产生了走向全球的冲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如果在美国市场卖2美元，要是生产和流通成本为1美元的话，则可以盈利1美元，但该产品要是运到地球另一侧的中国若是可以卖5美元，考虑路途遥远，生产和流通成本若是增加为2美元的话，盈利还高达3美元，这个公司当然会把产品运往中国。但是，这种情况在一二百年前就很难实现，一是当时信息不畅通，中国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以及这种产品能卖怎样的价位很难及时传到美国，另一是靠非机动工具缓慢运输，产品运到目的地后当地的物价是否发生了变化，还能否有较高盈利就很难把握。
企业必然会出现全球化的冲动还有这样的原因：作为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相对较容易，这是因为只要有盈利投资并不难找，在这种条件下企业无疑希望把市场辐射面扩张得越大越好，只要交通、通信条件允许它们及时掌握信息，及时并低成本地运输产品，企业自然就会乐于将自己的市场向外扩张再扩张。现代的交通、通信与传媒手段正是满足了企业的这一要求，由此可见，全球化也就变成必然的了。
现代技术手段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同时，经济的全球化在发展中又需要新的全球化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例如经济的全球化也表现在金融的全球化，美元几乎成了世界通用货币，欧元则在试图挑战美元的地位。银行业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地远隔万里的交易，在两个或者几个不同国家的银行可以及时地实行不同币种的结算。这就使得全球化的经济活动更加便捷，全球化的交易手段更加完善，这样便捷和完善的手段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水平向更深入更彻底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金融的全球化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张信用卡可以伴我们走遍天下，而不担心衣食住行没有着落。因此，热衷于出国旅游的人更多，他们不仅给目的地带去了旅游收入，也带去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精神面貌，使得世界文化也更多地趋于全球化。
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同样是现代技术手段发展的结果，但是，文化全球化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与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程度相比，究其原因，这是因各国都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固有文化不受外界的干扰所致。就像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家不可能允许有穿三点式服装的女子进行选美比赛一样，同样，也不可能想像美国、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会要求女子上街必须带面纱。
其实，现代技术手段完全可以推动广泛的、多层面、多领域的全球化，相反的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却常常是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障碍。
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对国家利益而言往往是有益的，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一些落后的国家即使在全球化进程中比较被动，但关闭国门比打开国门更糟糕时，也只好不自觉地去融入世界经济。由于上述原因，经济的全球化过程由于没有国家的阻碍，因而就能很容易地实现。
文化的全球化则不同，思想开放的国家其政府对现代传媒手段不加限制，或者限制很少，文化的全球化自然就较容易实现，而有些国家由于人为地限制现代传媒和通信手段的使用，文化的全球化便很难实现。我曾经去过朝鲜，在平壤的酒店中，电视只能收到二个政府频道，千篇一律全部是政府的严肃政治节目，这样的环境下当然不可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化。
至于政治和军事的全球化就更加不可能在国家社会实现了。政治与军事是国家主权的本质内容，也是国家主权的最后设防线，实际上，如果实现了政治与军事的全球化，也就大致上满足了大统一社会的基本特征，那样的社会形态也就不能称其为国家社会了。
分析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事实，以及通过对全球化产生根源的研究，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现代交通、通信和传媒等技术手段，已经完全具备了全球走向一体化的条件，这种全球化所依托的技术条件与大统一社会的治理所依托的技术条件是完全一致的。
更令人振奋的是，今天的全球化其进程不是由某个政府采用人为的力量强行推动的，而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们的自发行动，这种自发行动反映的是人们对全球一体化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强烈诉求，代表着一种人类渴求的方向。而国家政府在这样的全球化进程中反而起了一种压制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压制，全球化的内容会更加丰富得多，全球化的程度也会更加深入得多。
可以断言，只要稍加推动，全球化的程度必然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当这种全球化延伸到政治、军事、文化与社会等每一个方面的时候，也就宣告了大统一社会的真正到来，因为归根结底，大统一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广泛、深入和全面的全球化。
这一切无疑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十分乐观的前景，这就是实现大统一社会的所有技术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全球性的统一治理完全可以实行，不仅如此，由于人们还有一种普遍的全球一体化的诉求，这一切便显然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给予一定的推动力，大统一社会便可以实现，人类免遭自我灭绝的前景是完全可以展望的。
综上所述，不论国际组织的统一全球的行动，还是全球化趋势的自发产生，一个类似于大统一社会的运作方式正悄然之中在世界形成，这一切并不为大统一社会而来，但又带有大统一社会的影子，客观上形成了对大统一社会的“预演”。从这种预演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国际组织一系列统一世界行动的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运作方式，从技术上是对现代交流与沟通条件应用于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治理的一种测试和检验，并证明了大统一社会的全球性治理的硬性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2、统一世界的行动是人们的普遍诉求，这种诉求首先表现在一批有良知的政治家为了世界免受战火的摧残，为了人类许多共同的利益，而主动发起成立协调世界事务的国际组织。虽然这样的国际组织并不能左右国家社会，其作用十分有限，但它们总在为统一世界的行动进行努力，总在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呼吁奔波，它们今天致力于推动的许多工作照样是大统一社会也要继续去完成的工作，而且，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为人类走向大统一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3、全球化趋势是世界自发的行动，是现代交流与沟通条件达到相当水平后的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从这种趋势我们同样看到了人们对走向大统一的普遍诉求，这是一种人心所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么，就上述各点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实现人类大统一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的明朗。有技术条件的全面成熟，有过去预演的经验铺垫，有人心的普遍向往，更加上还有拯救人类于灭绝的无比正义性，再大的阻力又有什么不能冲破的呢？！